一句要改《律礼》说起来确实简单，但做起来可就千难万难了。

并不是杜荷脑子里没有货色，而是需要区分不同朝代的诧异。唐朝是标准的封建时代，虽然名义上说什么，百姓为先，都是屁话。封建社会，皇帝第一，这是谁也不能触犯的主权。

如果杜荷按部就班，说什么明煮，说什么自治，那绝对是厕所里点灯……找死。

杜荷好歹也在大唐混了这么多年，这点常识还是知道的。根据一千多年的经验，修改《律礼》不难，真正难得是要避开一些时代的差别，选择其精髓，添入其中。

杜荷发现有好多非常高明合理的制度，因为社会制度的诧异而不能运用，也只能为之叹息，并没有打算强求。

社会进步，需要一步一步的漫长过程。现在是封建社会，封建社会就有封建社会的次序。如果强行更改，生搬硬套的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来发展，便如拔苗助长，反而坏事。

杜荷精心挑选，将脑中的那些合理有效的制度中，将那不合封建社会的制度除去，将同样适合封建社会的制度，在相应的地方，加入《律礼》其中。那些唐后民国前的规章制度，大多都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，没有这个顾虑。将这些超时代的东西，就如裴松之助写《三国志》一样，见缝插针的添加了进去。

《三国志》作为二十四史之一，其实并不然。《三国志》由晋臣陈寿私人编绘，当然这里并不是指陈寿写史不公，缺乏写史的公正公德心。而是人力有限，一个人在如何的有能耐，也无法做到将所有的资料一一找全。

南北朝时，宋文帝以陈寿所著《三国志》记事过简，命裴松之为其作补注。裴松之借助国家之力，用心收集遗留下来的史料，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。对于史事和人物，裴注有所评论；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，裴注也加以批评。裴松之搜罗广博，引书首尾完整，不加剪裁割裂。为了注释《三国志》，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，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，注文字数超过原文的三倍。

故而现在的《三国志》都要加上“裴注”两个字，唯有加了这两个字，才能算是真正的二十四史之一的《三国志》。

杜荷如今做的事情便如裴松之相差无几，他将整本书分段整改能够运用到后世知识的时候，毫不犹豫的用长篇大论来做交待，详细解说。有一些与历史暗合，容易出错，被有心人抓住律法漏洞的地方，也详细的补上。

杜荷休假的时间大多都用在这个上面了。

《律礼》近乎十万字，想要给它逐一注解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这也不是写小说，能够一挥而就。以长孙无忌之能，十万字的《律礼》，他几乎用了三年，可见每一字，每一句他都经过详细琢磨推敲过的。杜荷自问在律法上，比不上长孙无忌，所依仗的不过是多一千多年的知识，故而修改的格外小心。

大半个月，也不过修改了一万字左右。不过就在这一万字里，杜荷所标注的注解就多达一万两千五百多字，比正文内容还要多。

如果真的改一字，一金。那么杜荷现在已经有一万多金入账了。

不过如此巨额的数字，长孙无忌十之八九是拿不出来的。

这天杜府上下格外热闹，原因无他，杜荷的双生儿小宝儿、小百合满月了，要摆满月酒。

杜荷并不是喜欢排场，若是可能他更希望与家人，在叫上房遗爱、罗通、薛仁贵、李敬业之类的生死好友，一起分享这份喜悦。但是这并不符合实际，人在江湖，生不由己。人在官场，更是如此。

杜荷混迹在尚书省，假若儿子满月酒这等大事，不请他们过府，显然说不过去，也会在他们心中留有疙瘩，认为自己看不起他们。同样的，请了他们，那一些有过交集的官员，也要要请了。

这样一来一往，要请的官员多达八十六人。

酒宴也不得不摆成一条长龙，分主次入坐。这样一来，杜荷的一干好友就必须坐到末尾去了。

这也是杜荷为难的原因之一。

杜荷看着长长的名单，很为难的排着位子。

现代人酒席对于座位，并不怎么重视。但是古代对于位子却是很看中的，因为一个座位大打出手，甚至成为生死仇敌的大有人在。故而对于这排座，非常的讲究，既要排的公证，又要排的合理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

府中的管事已经将邀请的达官贵人列了一个名单，让杜荷做最后的定夺。

杜荷看着手上的名额，如他所想的一般，第一列是几个王子的席位。虽说杜荷与李世民的儿子没有很深的往来，但长乐毕竟是皇家中人，小宝儿、小百合是他们的外甥，他们的地位是娘舅，不请不行。

第一席位空在哪里，毫无疑问，那是留给代替李世民前来道贺的皇子的。

李世民作为皇帝，如果对于某个臣子过于宠信，会受到谏臣的抗议。李世民对于杜荷已经算是恩宠之极了，如果再亲自参加小宝儿、小百合的满月酒，魏征、马周这些谏臣又会在他耳边说这说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