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人类社会是有组织性的，因为组织性，让我们的社会发展效率超越了世间一切生物。但是要维持这个组织性是需要部分人站出来维持的。这部分人在现代社会中是管理者同时也是脱产着。以现在的士兵为例，除了战斗士兵一般不参加一线生产，士兵就是脱产者。一个纯农业时代北方的不满千人的村庄可以出兵五十人。这已经到达极限。任何一个壮劳动力在农村都是非常宝贵的。

可见在农业时代一个村庄可养的脱产者是有限的。而社会管理者，也就是村庄里要慎重对待的小官吏，也是脱产者，我们工农党扎根在村庄的管理者是有村庄本地人选举，以及农业学院委任分配的。参与管理，平时下地干农活。但是并不脱产。我们真正的脱产管理者，应该是在乡一级别。负责调配进入乡村的工业品与乡村的农业产品交换。在数字上我们县基层脱产管理人员是大明的官吏的十倍左右。但是我们的效率要比大明更高。

因为要算脱产者还要算另一部分人，士族。自明朝科举开始，每个村庄就都兴文风。一个男子如果考上了举人，对村庄的意义要大于十个几壮年劳动力。因为士族可以免除大量土地税。可以在政府组织分派的工程徭役方面，有所偏袒。这个阶层打着不与民争利的旗号，逼迫封建王朝政府让渡地方上的管理权力，却自己取得了地方上的管理权力。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二个步骤，兼并土地收取地租。1644年大明土地地租均在五成以上，江南地区部分达到七成，这么多财富，让士族日益壮大的家族可以脱产。这里的脱产不仅仅是让士族不用干活，而是可以购买大量的丫鬟仆人脱产伺候他们雇佣家丁习武保护他们。

然而这一部分脱产人口对于整个社会是毫无意义的。女子绣花，缝衣服，泡茶，一天所劳动的活仅仅是让身为老爷的地方管理者更舒适，有时候甚至为了更有面子的礼数。可是如果是在工业社会中，这位女子进入纺织厂，一天劳动生产的布匹，却可以让一百个人有衣服减少多余的身体热量消耗，让这一百个人将更多的体力，投入生产中。

前者的劳动对社会财富增生并无作用，后者的劳动却可以让社会其他人更有效率的劳动。现在我们的社会大部分人还在温饱线附近徘徊。每一个人离开社会都无法独自存活，南亚野人的日子就是一人可以独自生活的日子。一些社会上的财富拥有者，扬言可以不靠他人活清高的活着。但是他穿的衣服，吃的粮食，用的器具，甚至烧开水的煤炭热能都是由整个社会提供的。然而现在却又想超脱社会人均水平之上脱产生活。这种厚颜无耻之徒，就是反动阶级。

这也是我们可以战胜明王朝的原因，我们打到的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自皇帝一下，依附于礼教统治之上，庞大享有过多社会资源的脱产阶级，这些个脱产阶级并不是政府雇佣关系，而是老爷传少爷的世袭制。

钢铁撬动世界变化的工具，煤炭驱动机械自行运转的能源。粮食驱动人类可以思考可以动手的能源，这是当今社会的原始财富。由我们调配，我们的调配效率高就会取胜，如果我们的调配过程中出现了中饱私囊信念腐化无视党纪和法律。我们就会失败。”——《我们为什么必然获胜》出自人民日报。

这份报纸拿在永成手上，拍水杯包上纱布的手将这份报纸慢慢的放下。这片文章上的每一个字，永成都仔细读过，在语法行文上非常稚嫩，但是非常具有战斗性。民主共和，君权，民权，弱君，虚君，还是立宪，海宋的报纸甚至大明的东林党人都用化名辩论过。但是从没有这样一篇文章直击社会变革资源调配矛盾的源泉。

这样的话，大明议会，甚至海宋议会，绝不会有人敢讲。直接挑明了现在资本家，农场主在社会地位的合法身份，原本应当是社会财富的管理者，为什么逐渐膨胀到变成了社会财富的拥有者。

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士子经常把自己代入民用这句压大明皇帝，要求皇室不与民争利。现在这波工农党人直接将士子扫出了民的定义，不仅仅将士子扫出了民的定义还将没有科技技术知识，只有管理经验却享有整个企业调配权的大资本家。踢出了民的概念。永成心里莫名出现了一股快意。